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大”国自信

邓梓涵  中共秀山县委宣传部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让全国人民都感到热血沸腾，但翘首以盼的同时也有人疑惑，现代化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什么？今天我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思，来阐述一下我的理解。

现代化的概念我想将它归纳为两部分，即物质上的工业化和意识上的西方化。直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才真正有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出现在世界人民眼前。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从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距今260年左右的时间，所谓的现代化一直都是西方世界依靠迭代的工业技术带来的超前生产力以及用坚船利炮掠夺的原材料和剥削的劳动力抢占市场，反馈自身的路径，直到中国成为这260年来第一个可能掀翻该路径的变量。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跳脱出物质和意识范畴，但已经走出了工业化和西方化的圭臬。那这又是如何跳脱的呢？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两个结合”。

如果以特点来看，我认为现在西方世界的现代化主要有两个派别，即以欧美为代表的贫富差距悬殊的现代化和以日韩为代表的财阀垄断的现代化。日韩受先天条件原因影响，因为地域小人口少，国内的资源集中在少数财阀手中，颇有一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味。欧美则先天体量较大，要想以少数财阀掌控国家政治可能性较小，因此出现了利益集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军工复合集团。根据中国人权协会统计的数据来看，美国财富前0.1%的人的财富总额和美国财富后90%的人相当。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现在世界上所实现的现代化大多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这便与中国式现代化有巨大差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向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色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以五个特色为切口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话，那人口规模巨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本质原因是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因为现目前的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借鉴的现代化道路，能够让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规模的国家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点则是在人口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很多国家都可以实现，目前共同富裕水平实现程度最高的国家往往是一些在国际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国和偏僻之国，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共同富裕之路也容易受到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问题的影响，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危机，他们的共同富裕极有可能面临奔溃。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探索出一条自给自足、坚实稳定的路径，那就只能谋求新的道路，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特色，则是在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之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提升的精神文明水平来适应和指导物质世界的改造升级，否则再灿烂的物质文明也都只是昙花一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色在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在多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有“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的可持续发展思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理念，更是需要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实现的手段和支撑。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色有两部分的原因。客观上实现14亿人民的全体共同富裕所需的资金、资源都是极为庞大的，如果还是走以前的老路，那将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同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相悖，所以客观上来讲是不可能的。主观上来讲，中国深谙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的道理，也一直有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智慧，希望通过共赢的方式为世界提供一种新发展的理念，希望世界能够跳脱出以往战与火的发展思维。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色是“两个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跳脱出工业化和西方化桎梏的底气。在这里，其实我想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如此紧密和良好。如果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理所应当同中华文化相结合的话，我举几个例子来证明一下。首先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最早的社会主义起源于16世纪法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空想社会主义鼎盛于19世纪初的法国，并且欧文、傅里叶、圣西门三人还实践了社会主义实验，并且在19世纪末，法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然后我们再看马克思，出生于德国，后生活于法国，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欧洲，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以及一整套的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都不是针对中国情况而制定打造的。再者我们看列宁，看苏联。列宁是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实验者、先驱者，苏联是20世纪唯一能与美国争霸的国家。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没能成为同马克思主义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载体呢？有的人说是历史局限性，巴黎公社当时的历史环境太差；还有的人会说苏联是因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原因造成苏联的最后解体败亡。我承认这些都可以算作是理由，但是再重新思考，巴黎公社的历史环境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恶劣吗？中国难道在革命以及建设的过程中是一帆风顺的吗？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讲，历史进程是由人民推动的，历史人物能够做的只是推动、加速或者减缓这个进程。如果我们当前国际政治领域常用的一种定量分析手段——控制变量法来梳理这样的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可以得出唯一的变量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力量。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其实据实可考的文化政治相结合可追溯到商周时期，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化氛围和思想碰撞几乎达到鼎盛。之后始皇帝焚书坑儒统一思想，再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籍此，中华正统文化序列基本成形。在此过程中，中华文化不断包容、调和、进步，开始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即现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一些西方学者很喜欢提的“东方文化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诸子百家中道家的“天人合一”，墨家的“兼爱非攻”，还有法家的“刑过不避大臣，尚善不遗匹夫”，其实在兼容并包的儒家思想中都有体现，这也是董仲舒选择独尊儒术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不断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一个可成长的文化体系，在这一点上，和马克思主义有着相似之处。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在潜移默化的形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血脉烙印和认同，更是从思想上一直沁润这我们，让我们对外来的优秀文化客观评价的同时也能省视自身，取长补短。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地滋润下，我们才有了能够真正地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胸襟和肚量，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在当时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顺畅的进入到中国，并且迅速地同中国实际、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中华文化从诞生开始，就经常提“天下”，诸子百家无一不是以天下为己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中华文化在初步整合的开始就已经定下了“大”的基调，而血脉里的“大”，则成为了现在中国作为大国坚定走向强国的底气和自信。

首先，中华文化相比于西方文明，有更大的格局。以目前的学术主流为依据，当前的西方政治文明其实是脱胎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在世界政治史上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受到标榜的，但从中华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文明的起源有一个天生缺陷，那就是规模很小。其先天不足的缺陷一直像基因遗传一样遗留到了现在的西方政治文明之中。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率先萌芽和发展，它的崛起其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属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基因缺陷，那就是少数人的民主和政治。再看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西方民主所没有的视野，在底层逻辑上有着中华文化的烙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何为最广大，即在衡量社会成本和收益之后，能够使最多的人得到利益。以新冠疫情为例，中国的防疫政策跟其他国家的防疫政策全然不同，这是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充分地考虑社会发展的情况、人民的情绪、国际的环境以及我国的医疗救护包括丧葬的承载力之后，所作出的科学决策。这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的魅力所在，从全局、长远出发谋划。

那中华文化所带给我们的格局有多大呢？中华文化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在谈天下，中国的视野一直都超出一城一邦，超越我族与他族的藩篱。从西周开始，中国就在开始探索通过血缘、礼乐和制度来构建长久存续的共同体，虽然历史上的王朝都失败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各个王朝的构建者一开始思考的都是千秋万代，而非一时之得失。其实中华文化所代表的是一种世界哲学，而非国家哲学，更不是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城邦哲学。而这种哲学对应的则是一种大尺度思维方式和政治想象力。因此有一种说法：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伪装成了国家的存在。而学术界也根据这个说法定义了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概念，即文明型国家。这种思维尺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决定了这个国家认识问题的水平和提出方案的能力。相对应的西方文明，民族国家就是他们对于思维尺度的反映。所以当超脱民族国家范围之后，也就超出了西方文明思维的驾驭程度，因此就回到了以丛林法则为行为模式特点的霸权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提出一种普遍性、公平性的人类命运共同方案，所以在同样面对人类危机的时候，《流浪地球》会提出带着地球流浪的方案，而《2012》就只能想出造几艘船卖票的办法。地球和诺亚方舟，就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明格局的形象对比。

那第二个“大”我认为则是大的胸襟。中化文化兼容并包，讲究调和共存。从时间维度上来讲，我们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是乡土情结还是落叶归根的思想，都反映着我们对土地对家园的热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我们只有一个同时满足理性和感性的选择，那就是共存而不是你死我活，是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是融合而不是非此即彼。在长时间的共存下我们的文化中就多了一份和谐观念和放眼长久的心性，这种心性让我们不以一时的强弱胜败论英雄，所以中华文明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古文明。在国际政治领域有一种很受大众热衷但却并不受学术界待见的研究成果——预测。因为预测准确与否最大的影响因子是人性和历史。从周天子礼乐崩坏到三国鼎立，从五代十国到元朝大一统，中国有着可以拟合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相处模式的历史数据库，因此西方文明即使是在最强大的时候，也缺乏深层的历史自信和历史纵深的思维。他们担心霸权更替，几千年的地中海历史告诉他们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落是一定的，这种次抛式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建立起长期合作共赢的意识，因此在霸权宝座上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尽量的维持霸权。

第三个“大”就是我们中华文化一直都存在着“大”的意识。每个文明、每种文化在最初阶段都有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神话时代。中国的神话时代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是现实和虚化相结合的存在。但是就是在这么一个朦胧的文化启蒙阶段，中华文化的神话谱系都一直展示着一种将小我融入大我，将自己奉献到人民和大众中去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盘古开天，化作日月星辰、高山河流；夸父逐日，死后化作桃林；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他们不是将自己融入到大自然中造福后代，就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事业里，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受到这样的观念滋养成长的，所以我们培养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培养出了千千万万愿意将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的人。

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流浪地球2》的影评，里面写到：为什么电影里会有550W计算机而我们不感到突兀，是因为我们真的有自己的量子计算机；为什么电影里太空城和太空电梯可信，是因为太空中真的有我们自己的空间站；为什么那些先进的工程机械和无人机大战我们会觉得顺理成章，是因为我们真的有徐工集团和大疆无人机。这就是文化照进现实，以现有物质基础合理想象从而产生的真实力量。同样，电影里也有很多独属于中国文化的浪漫，比如主人公刘培强的戒指是机械臂零件，但零件上却写着“made in China”；再比如影片中太空电梯的高度刚好设定在90000KM，对应着我们诗仙太白的那一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一抒胸中快意；李雪健老师的一个镜头也致敬着一代代中国人难以忘怀的照片，就是中国重回联合国那日的影像资料《乔的笑》。这些既是现实主义的历史，更是饱含理想主义的浪漫，是中华文化所特有的表达，也是中华文化给与我们最深沉的力量。